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也谈大学生的择业与人生发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也谈大学生的择业与人生发展规划的建议 巴曙松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2008年11月8日，华中科技大学） 一 第一次应邀讲人生发展规划之类的宏大主题谢谢华中科大领导的邀请、特别是黄老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回到我曾经就读了七年的母校，感到十分亲切。本来这个题目应当是邀请杰出的校友来介绍，我自己目前还远远不能列入其中，但是，大家要知道，黄老师的先生陈刚教授是我大学时期的辅导员、我当时大学时期担任分团委副书记的时候，陈刚教授是分团委书记，大学时期结下的友谊是终身难忘的，既然是陈刚教授和黄老师布置的任务，即使是十分艰难的任务，我还是乐意象当年大学时期领到老师布置的任务时一样，专门回到学校，一方面算是完成老师们交办的任务，另外也顺便向老师和同学们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学习研究情况。
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流行一首歌，名字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其中一句写道：“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当时觉得20年是多么漫长和遥远，现在，离开我当时走进这个校园，也已经超过20年了，时间过的真快，希望大家不要从我的介绍中听出倚老卖老的陈腐气息来。
讲金融方面的课程，倒是讲了不少，但是介绍自己的人生发展的体会，对我来说确实是第一次，我印象中，即使是对我指导的不少研究生，我都从来没有完整谈过，因为值得专门谈的地方并不多。不过，我想，那些杰出校友的成长轨迹，类似光芒四射的太阳，十分的眩目，但是离同学们可能比较远一点；我作为一个普通校友、现在也是我们华中科大的教授，类似冬天的木柴，虽然简单但是可以更贴近大家的学习工作生活。所以我也就冒昧来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举办的“鹏程计划”讲座，希望把自己作为一个供大家分析参考的个案，希望能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同学们提供经验和教训，使大家成长得更加顺利。20多年前，当我走进美丽的华中科大园，在青春年少的时期，也曾经与现在的各位同学一样豪情万丈，也一样有关许多的迷茫。2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今天的主题是就业与人生发展，为了对大家的就业有点参考价值，因为以前没有讲过类似的题目，我还专门请教了几个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请他们谈谈，从用人单位的角度，他们希望对现在的大学生说点什么，我自己也应邀担任了一些机构的招聘方面的考官的工作，例如我曾经担任国资委公开招考高管的考官，也一直担任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的委员，在我担任考官的时候，最为看重的是哪些因素，例如，我和许多考官交流面试经验的时候，基本都是认为，通常面试一个申请者，大致简历浏览一下，就可以掂量出大致的分量，真正面试时问几句，大概几分钟之内，就基本大致作出了录取与否的决定。因此，我也可以一并同各位同学讨论一下，因此今天准备拉拉杂杂给大家说的内容，有不少是参考了我在金融界的一些朋友的看法，希望对同学们有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华中科大企业界的校友们也同时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华中科大校友企业家论坛”，我也参与了其中的部分策划和筹备工作，按照计划，校友们还在那边安排了我做一个演讲，两个会议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而我之所以选择到这里来跟大家交流，首先当然是我大学的辅导员老师让我来，这个因素的权重是很大的，另外，北京的企业家校友多数已经是有不小的成就了，他们懂的多数比我多，而在校的同学们，可能这个时刻，以我自身粗浅的对于就业求职的体会和经验教训，说不定可以在各位校友在即将走上社会时，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那些成功的校友是我们华中科大的今天的光荣，但是华中科大的明天，寄望于各位。因此，我即使没有去北京的企业家校友论坛，但是我相信多数关心母校的校友是会支持我的这个选择的。 二 我在华中科大的求学岁月
与华中科大的结缘，实际上来自华中科大当时的提前到各校了解学生情况的制度，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学校这个制度是否还有。我印象中，大致是每到高考前夕，学校就派老师到不同的中学了解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选择部分平时成绩不错的学生，签订一个优先录取的意向，鼓励学生报考华中科大。提前与我签订录取意向的那位老师还十分负责，一个让我难忘的细节，是我到华中科大、当时的华中工学院报到之后不久，在校报写了一篇小豆腐块文章，这位有心的老师还专门把这份校报寄到我家中。
我大学本科时期就读的是动力工程系，现在好像是能源学院，坦率说，这个专业我并不是十分喜欢，但是，当时的社会氛围，特别重视数理化，觉得成绩好一点的学生要学习理工科，如果数理化不好，才学习文科，我自己十分喜欢文科，但是还是选择了理工科。当时的心态，是安慰自己，打牌时如果拿到一手不好的牌，总不能不打，还是坚持在这个不好的牌型下，尽可能打的好一点。
很快让我忘记专业困惑的是华中科大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视。华中科大大概是全国少数几个在全校率先推广英文教材的大学，这是十分英明的决定。我们进校之后就进行了英语的摸底考试，然后把部分考试成绩好一点的直接分为二级，到一年级的下学期再次摸底之后选择部分学生直接参加四级考试，当时还考了一个优秀，这些通过四级优秀的同学，又被一起选择到全校的六级班，直接参加第一次全国的六级考试。动力系当时一起提前参加四级和六级提前考试的，大概三四个学生，其中几位我们到现在还一直有经常的联系，其中一位还转系到外语系了。教我们这个六级考试班的老师是一个比较年长和资深的教授，十分认真，对我们给予很多的鼓励。我当时还担任了一些学生干部工作，有时候还因故迟到，他一直十分宽容。
这个时候，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华中科大十分重视基础课程的教育，英语数学等抓的十分紧，这些基础的训练对于今后的成长十分有用。当时学习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学校还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在校内建立了简陋的发射站，通过一个小小的四方盒可以在校园内收听英语听力材料，图书馆里面也有不少的资料可以参考。所以华中科大的学生的四、六级通过率据了解一直都是很高的。我曾经担任华中科大广播台的台长，当时还没有英文的播音，现在也有专门的英文播音节目，大家获得第一手的英文资料的渠道通过互联网等空前扩大了，应当有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更好。
在大学读书期间，一方面当时十分注重各种社会锻炼，另一方面对所学专业的兴趣一直没有提起来，所以大学时期主要的精力，一个是经常在图书馆花大量的时间读非专业的社会科学的书籍，经常是一个人在安静的、有着图书馆特有的干燥书籍气息的书库中自由翻阅各种书籍，书籍上经常布满灰尘，一天下来走出图书馆时往往是手上满是灰尘，当时还曾经在内心立下对自己的要求，要把自己感兴趣学科涉及的几排书架读完，可惜这个计划进行了没有多久，就开始参与了较多的社会工作，计划就无疾而终了，现在想来，常常有“书到今生读已迟”的浩叹。但是，当时读过的一些书籍，哪怕是现在看来是十分通俗版本的走向未来丛书等，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为此，现在还喜欢在家中买类似图书馆里用的大小的书柜，买不少的书填满。
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工作投入的时间明显多了。尽管现在看来，大学里面干学生干部，类似成人看小孩玩“过家家”，但是，这种情景的模拟，确实也给了我很多的锻炼机会，至少是试错的机会。毕业之后，单位里面的同事就会把你当成人看待，出错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大学里面，老师们都会把我们当作学生和孩子看待，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试错和自我提高。在动力系的老师、特别是陈刚教授的刻意栽培之下，我一年级的时候担任年级团总支书记、二年级就担任了动力系的宣传部长进而担任校广播台台长等职务。以前担任广播台台长的往往是三年级四年级的同学，从二年级就担任广播台台长，给了一个很好的自我锻炼的平台，广播台百余人，分布在不同的学院和系别，也不像在政府机关担任一点职务手中总有一点可以用来激励下属的资源，只能靠自己对同学们的沟通动员，要获得老师的支持，也需要加强与老师的沟通，这些都是难得的锻炼。校广播台当时在学校大门进门的南一楼东边，我和两位负责设备运行的同学就住在南一楼，广播台外面有很大的一个楼顶的阳台，散步以及俯瞰全校风光都是极佳的地点，当时的校徽上就有南一楼，所以我看到老的校徽就觉得很亲切，从个人的看法上，我更喜欢原来华中工学院时期的英文简写HIT，有动感，不像现在的HUST，看起来不容易留下明显的印象。
在我继续在华中科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因为痛感大学时期读的书太少、另外自己当时对所学专业不是十分有兴趣所以投入学习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到研究生期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没有担任其他的学生干部的工作，担任过研究生科协的秘书长，需要投入的时间并不多。另外，为了有一个单独的宿舍，我主动担任了管理西二舍男研究生宿舍的“治保主任”职务，这个职务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还可管理电炉、电话以及定期对整个宿舍进行清洁卫生评比，还管理宿舍大门的钥匙等。不少的同学当时晚上晚归宿舍大门已经关了，就需要我或者看大门的师傅出来开门，这个服务的经历使得我与不少这个宿舍的同学保持了良好的联系，特别是一些经常晚归的同学。后来毕业参加工作时，我到中国银行总行报到，在简历上“曾担任何职”一栏填写的就是“治保主任”，人事部门的领导不解，我解释说，“这个学生干部工作很重要，管着二三百人呢”。
在上述种种学生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广播台时期的工作，特别是由广播台主办的“蓝色的爱”诗歌朗诵会。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时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纯洁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变革活力的年代，那时没有诗歌爱好的年轻人是不多的，我当年作为台长和诗歌朗诵会的组织者，在台下观看我们精心配乐的诗歌，看到很多同学感动得留下眼泪。这次返校，走在校园里，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亲切的时代。我很怀念那些年轻而且单纯的、在音乐和诗歌中感动落泪的华中科大的学子，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我们当时活动的支持和参与，而更多的是怀念当时的那种氛围。另外，我读大学期间，开始有助学贷款，华中科大当时推行一个对连续几年获得优秀学生称号的学生免除助学贷款的制度，我是这个制度的得益者，十分感谢母校。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面临与在座的各位一样的职业选择问题，动力工程系的工作去向比较固定，一般“冷专业”就去冰箱或者空调等相关的企业。我当时非常想读经济专业的研究生，但由于当时一度存在的跨学科报考的政策限制，只能是带着几本经济学的书上路，到上海实习，当时的心情十分迷茫。直到后来实习结束时，才获得通知可以报考。
当时在华中科大考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就是我们有像张培刚教授、林少宫教授这样的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大师级的人物，外校的很多学生不知道张培刚教授在华中科大，所以这就给了我这样的半路出家的学生考取世界级经济学家研究生的机会。那些为考研做准备的日子我很难忘，当时我住在西九舍，为了多点时间学习，我还游说了当时的宿舍，可以让我在配电房里看书，因为配电房晚上是通宵不关灯的。尽管配电房里面有嗡嗡的机器运转的噪音，但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环境了。那段时间我非常难忘，作为学生，我面临着行业的选择，而我们整个国家在80年代，也面临一个转折。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和僵化的企业管理体系都面临着大的方向性的调整。而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十分传统的国有企业的实习工作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一变革大潮的即将到来。所以在这种大潮下，个人转向自己感兴趣、同时也可能适应社会大趋势的方向选择就很重要了。
在华中科大读研的日子更值得怀念了。经过种种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西方经济学专业，在张培刚教授和他带领的一大批优秀的老师指导下学习经济学。我们当时学习条件还比较艰苦，那个时候叫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现在经济学院的前身之一。当时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甚至没有研究生的专门的上课教室，就在东七楼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资料室隔开一个地方用于上课学习。当然那时学生也很少，几届也就几个学生，不像现在，华中科大一年毕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已经超过8000人，已经比我们读书时全校的学生总数还要多了。
从我自己的大学体会看，可以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图书馆和宿舍度过。并不是说老师不重要，上课不重要，我个人的理解，老师的作用，与其说是解惑，还不如说是制造学生对于知识的疑惑，促使他主动去寻找答案，只是被动告诉学生答案的老师未必是好的老师，课堂上学习知识，只能给我们一些分析问题的框架和过程的训练，但是这些知识本身，可能很快就会老化，很快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用不上。这样，图书馆就成为最好的自己寻找答案的场所。当时为了能够多看些书，我当时参加了图书馆的一个叫做图书馆之友的油印杂志编写的小组，主要就是写书评推介新书。参加这种工作的好处，一方面我们可以享受和教授们一样的中英文借书待遇，一次可以借二、三十本；另一方面，新书上架，我可以先睹为快。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们图书馆外文资料室里有一套从台湾引进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著作翻译丛书，系统读下来，就可以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之所以说图书馆和宿舍对于大学生活是十分重要的，还因为宿舍的讨论，以及与不同专业同学的交流，决定了我们的视野，办事的风格和思考的习惯，以及毕业之后的主要交往范围。我个人认为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就是在大学时期，在宿舍里大家各抒己见，相互交流，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大学生活，都会对大家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书到用时方恨少，大学时期多读一点书，可能上学期间看不出什么差别，还可能看杂书的同学的考试成绩还不如一门心思应付考试的学生，不过，考试是重要的，但是往往并不是最为重要的，许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不能通过考试来培养。又比如，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中，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冲击，正是需要大师级的学者提出一套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新方案的时机，可惜，现在的学科分配过细，不少学科都变的很工具化了，目前还没有出现象凯恩斯这样的大师级人物，这和我们的知识储备不够有很大的关系。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在大学时期上经济学的课程往往都不是十分认真，倒是认真钻研了许多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奠定了他十分宽厚的知识基石，因此大学时期的读书生活十分重要。
读硕士生期间对我影响十分大的一个事件，是获得光华奖学金，我印象中我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中第一届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我读研究生的那一年光华基金会才把华中科大纳入到评奖的大学中，好像奖金数额在当时看来还不小。在颁奖会议上，来自台湾的一位身材微胖、穿着背带裤的中年男子是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专门来给我们颁奖，他说，我们伟大的祖国近百年来多灾多难，受尽欺凌，关键就是缺少人才，我们光华基金会为能够把这微薄的资助送到在座的各位手中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作为资助者，没有丝毫的矫情和伪善的表演，让我切实感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也让我在面临很多重要的人生决策的时候反问自己，你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当初资助你的这位先生知道了，他还会为你自豪吗？我内心一直十分感激这位先生的一番简短的颁奖致辞，他可能还不知道，这番简短的致辞，在一个年轻的学生心中，刻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我很遗憾已经记不得这位先生的姓名了，但是我想这可能并不是他所在意的。在努力学习和工作之余，我也力所能及参与一些帮助和鼓励学生的公益活动，实际上也是延展了这位中年男子以及他所代表的基金会给予我的帮助。 三 离开华中科大的日子
从华中科大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先后在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也遇到了很多难忘的事情，遇到很多对我影响深远的老师和同学，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中国银行总行。印象中我好象是第一个由华中科大考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华中科大当时金融学专业好像也不是很强，以至于不少同事认为华中科大怎么会有经济或者金融专业，或者认为华中科大在上海或者南京等，可见当时我们学校的社会影响还不够，不像现在，我们一大批优秀的校友已经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我们的老校长周济教授现在是教育部的不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谢伏瞻研究员也是我们的校友，同时还有一大批在企业界也十分出色和优秀的校友，社会影响力明显提高，这也是大家求职就业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参加工作以后，最大的体会就是从头来过，学会忘记，要及早对自己清零，清空自己已有的成见和落后于现实的知识结论，抓紧时间学习和适应。学校给予我们的是只是知识的框架和分析的视野、以及学习能力、思考能力，无论课程怎样更新，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工作上是相差很远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工作平台锻炼自己，扩大接触面，不断积累知识和阅历，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理解在学校中学习到的知识。参加工作的当年，就遇到影响深远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量的知识需要即使补充学习，因为大家面临的都是新的知识和制度体系，此时谁的学习能力强，谁就可能更早成为专家，原来的关于旧的市场和制度的知识不能说是不重要的的，但是已经变为不是最重要的了。
选择到北京工作，主要是基于自己一直以来通过阅读积累起来的对于这个伟大的城市的热爱。到北京工作之后，确实体会到在北京工作、特别是总部机关工作，视野比较开阔，信息量也比较大，但是中国幅员广大，要想了解基层机构的现实运作，在北京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积累这种基层工作经验，我得到一个机会，到中国银行杭州分行担任副行长，真正从一个金融机构的市场细胞的角度，从一个银行分支机构的角度去了解银行和企业的运转，以及中国最活跃的市场经济策源地--浙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最激动人心的巨变也就是在这个10多年间发生的，那个时候在浙江结识的一些人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成功企业家，这个时候形成的对于银行经营管理、以及第一线经济运作的经验，也成为我自己从事研究和判断的最为关键的现实感觉的来源。
在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返回北京，随后通过中国银行总行主办的“百人计划”，我被选调到中银香港工作。我们知道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网点不少但是，在绝大部分的国际市场，中国的银行业的分支机构在当地市场往往是一个十分不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市场影响力十分有限，当然这种广泛的国际分支机构布局，也给中国银行的员工提供了大量接触国际金融市场第一线的机会，现在我虽然离开了中国银行系统，但是我一直认为中国银行的员工素质可以说是国有银行体系中平均水平最高的。在海外分支机构的布局中，中银香港在当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与者，在许多业务的开展上是与渣打、汇丰并驾齐驱的市场领导者。因此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直接了解国际金融市场运作，再加上这个时候正赶上中银香港重组上市：一个传统的国有银行如何重组整合，然后在海外IPO、路演，以现在的视野来看，这个海外上市似乎并无惊人之举，但在那个时候中银香港的重组上市是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破冰之旅，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已经没有大的银行重组上市，毕竟国外大的银行早已完成这一过程，而中银香港的重组上市作为面向国际资本市场的一种有益的探索，为以后的国有银行重组上市提供了一个参照。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使我基本对国际银行业的运作、资本市场的重组上市等有了一个全面的第一线的了解，与书本上不太一样的了解，重组上市时期我正好在重组上市办公室工作，可以系统阅读和掌握全面的上市重组的资料，重组之后我在风险管理部工作，这是现代金融机构运作的最为核心的部门之一，正是在中银香港风险管理部工作期间，我因为参与一个落实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项目，全面接触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我当时积极组织成立的巴塞尔研究小组，经过中银香港多次风风雨雨的机构大变动，不仅依然还保留，而且还变为一个正式的部门；我当时每天加班加点与许多同事一道起草的厚厚一大本《中银香港风险管理政策与流程》，现在还依然是中银香港主要的风险管理制度框架。当时参与中银香港重组上市的许多领导，现在依然活跃在国内不同的金融领导岗位上。
在银行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我深切感受到银行业需要的是teamwork，风格也十分保守，个人在庞大的体系中并不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投行和证券行业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一个机会，我从中银香港转到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工作，当时正值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各个方面在积极寻找激活资本市场方案的时期，各个层次的调研活动也十分活跃，股权分置改革也在积极的酝酿之中，这种氛围可能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来说是英雄气短的熊市难熬的时期，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正好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现实案例，也提供了一个听取和检验不同意见和建议的大好机会。同时，正好这段时间中国基金业发展比较快，我也担任了中国证监会基金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由于放松了行政的审批以及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监管部门的刻意培植，当时的中国基金业市场化程度发展很快，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我通过参与这些评审，包括新基金公司的设立、新产品发行等，与当前的大部分基金公司中的优秀专业人士有了相互学习和讨论的机会。
在实际经济部门工作了10多年之后，积累了一些关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阅历，也积累了不少的疑惑需要通过研究来加深理解，相对而言，做理论和政策研究虽然辛苦一点，但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新问题，接触到的知识增量比较大，几乎每天读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和报告，特别是这段时间的金融动荡，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事件需要分析研究，这样我因为一个特定的机会，就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原来在实际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使得我自己对研究形成了明显的偏好，就是避免就事论事、书本到书本，时刻清醒地立足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第一线，即使有的问题在理论上未必十分重要和有突破研究价值，如果对实际金融市场运作重要，也同样成为我们研究和关注的焦点问题。国际学术界容易批评中国的研究做的过大，现在海外经济金融研究界经常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十分精细化的小题目的研究，如有人研究森林覆盖率和个人幸福指数的关系，这些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问卷调查等，也需要复杂的模型，虽然这样做在一流期刊发文章容易一些，但对当前的一个中国的经济金融研究者而言，我们面临的依然主要是一些相对宏大的问题急需研究。实地的调研也很重要，因为这培养的是一种对现实市场的感觉，张培刚教授如果在农村一线没有多年的调查，就没有《农业工业化》这本巨著，我甚至认为张培刚教授在当初农村从事调查研究时已有初稿，只是后来找个适当的逻辑框架表达出来而已。因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我依然坚持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通过担任顾问、董事等形式，保持着良好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渠道。十分凑巧的是，我在中银香港工作返回北京的10年后，我又回到香港，这一次不是在金融机构工作，而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从事香港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以及在港中资企业等的联系和研究等，而且住所与上次在香港期间的住所也相距不远；同样凑巧的是，上一次在中银香港工作期间正好经历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这一次则亲身见证了次贷危机在全球的扩散。 四 职业选择与人生发展规划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20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学生，踏入美丽的喻园；20年后，我又作为校友和教职工，重新又回到母校，与大家讨论职业选择与人生规划这样大的话题，显然是教训大于经验，值得同学们学习的地方并不多，好在我也专门为准备今天的这个讲座，请教了几个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问问他们说应当讲些什么，再结合我自己的一点粗浅体会，给大家谈几点十分粗浅的建议，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参考价值可以听听，觉得已经是陈词滥调，大可不必理会。
20多年前，我也与在座的不少同学一样，喜欢读一些名人的传记，以进行自我激励，但是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告诉我，在个人职业生涯的规划选择中，可能就类似中国的书法学习一样，“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每个人的成功和挫折都有其个性化的一面；但大体而言，但凡成功者，往往有以下几条大家可以参考： 1 牢记巴菲特的实验我请教几个企业家，说我要回去与同学们座谈，你说要告诉点什么给他们才对他们真的有点意义，不少的企业家说，首先还是要做人，因此尽管这一点看起来很空洞，但是既然不少企业家这样建议，看来还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还是先说说这一点。有的企业家也批评说，现在的学生相对较为功利，希望很快就能够见效，容易自我中心，还容易耍小聪明，缺乏挫折的经历等等。但是，我想，每个时代的学生都有每个时代的学生的缺点与优点，年轻人翻错误，上帝也原谅，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不断自我提高。特别是在当前的这个时代，各种诱惑不少，压力也不小，希望华中科大毕业的学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学生，我理解这是优秀大学生和一般大学生的区别，我们当然都会翻错误，但是这个底线和原则给了我们反思和纠错的参照。从事金融工作的人都十分熟悉“股神”巴菲特，他是人类财富创造历史上完全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智慧，通过独到的眼光和判断成为全球首富的投资家；他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十分独特，全部捐赠给了比尔盖茨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巴菲特也有一次应邀在大学里为学生讲授职业发展专题，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他说，每个学生被给予买入和卖出“一个学生股”的权利，如果你看好某个学生，就把他买入，如果你不看好某个学生，就把他卖出。汇总下来发现，大家真正看好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成绩最好的，也不是百米跑得最快的，也不是辩论中表现最出色的，而是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拥有传统美德的学生，他们合作、真诚、团结、友善、积极、乐观。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是十分值得总结的年份，有的媒体邀请我参与一个总结的写作计划，就是所谓“30年、30人”，选择30位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谈谈自己30年来对自己影响较大的阅读体会。不怕一些读书的大家笑话，我自己重点谈了金庸武侠小说对我乃至与我差不多的同代人的影响。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对我个人成长道路上影响最大的、我非常感激的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这虽然可能会引来许多同行的调侃，或被人当作噱头，但我还是愿意很坦率地把它说出来。金庸小说的流行正好在我成长的青春期，60年代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时代，变化太大，比现在人感觉到的变化要大。经历过“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尾声、以及随后十分剧烈的社会和政治经济的变革，我们的价值观承受了极大的冲击。正是在这个环境下，金庸的小说出现了，金庸小说中提倡的许多传统的美德，深刻印在我的心中，我相信我同代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体会，例如坚毅、仗义、诚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一直牢记在心，许多时候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比较辛苦，报酬也不一定如同市场机构那样很高，但想到能为国家做点事，还是很满足的。此外，我在与学生讲课聊天时也经常以金庸小说作为参照的素材，例如，如果要在众多的金庸人物中选择学生，我可能会首先挑选郭靖，特别是做研究，特别聪明的、投机意识比较强的不太合适，会成为“韦小宝”，时刻以一个投机的心态来对付学业。因此，做研究，可能“郭靖”更好，智商一般，不认为自己很聪明，但很扎实、有恒心。天天练习“降龙十八掌”，总会一天会见效。其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在重大问题上不苟且，郭靖这一点做的相当不错，而且他的情商也不低，在重大选择上，如在选择太太、选择师傅等问题上，选的很对。此外，不带门派之见，学术思想比较开阔，始终以勤奋、持之以恒的精神来对待，因此，有了这些基本素质，不取得成绩也是不可能的。 2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的美丽而迅速成长的大学里学习，就应当毫不回避地树立自己的大目标，要有为国为民做大事的情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就应当要有做大事情的眼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做事要有目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生，比起仅仅为找一份好工作而读书的人，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是要大的多，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每一个领域都大有可为，能源、经济、金融都需要大格局、大智慧、大手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在这一点上，我对我们的影视业有些不满，许多影视作品倾向于取悦西方以获奖，对现实的关怀不够，格局不够。虽然美国好莱坞也拍些很虚无的、空洞、无聊的东西，但他们的不少影片，关怀的格局更大，不少的影片，思考的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什么拯救地球、防止人类的大灾害等，格局大不一样。我们要实现大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我们的软实力，如果就这么一个水平，显然需要改进的空间还很大。20多岁的年龄是黄金一般的年龄，要敢闯、敢做，即使犯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年轻人犯错，上帝也会原谅。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可以说每个行业都是百废待兴的行业，都有很多的机会，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从大的视野来把握，你会发现在每个地方都有机会。像张培刚教授当年在哈佛大学就是怀着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使命感而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他的格局观是为中国找到一条新道路，为经济学找到一个新领域。如果要是仅仅就为了混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我相信肯定不会有张老今天的成就。那么什么叫“小处着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是要有自己的强大的独立生存能力。我自己感觉，我曾经在假期做过建筑功底的建筑工人，也在一些小厂做过短工，搅拌混凝土，搬过砖，这个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得益良多，我十分感谢我的父母当时鼓励和安排我去从事这些工作。这样，尽管现在的工作和研究可能累一点，每天可能要学习到一两点，但比起那些日子，我感觉还是好多了，那时房子建到四五层就睡在一二层，用建筑用的跳板简单拼起来的床铺。有了这些打工的经历，心态也就变得很从容了，自己可以调侃自己说，就算失业了，也可以找个建筑工地，回去做一个识一点字的建筑工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学期间，我们也与一些同学一道，从外面买明信片卖给附近的大学的同学，这些阅历都十分有价值。我很不喜欢那些自己在大都市的大学读书，却眼巴巴等着遥远的小城市和农村辛勤劳作的父母寄生活费的学生，这些学生自己在大都市里面只要勤劳，养活自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第二，要清楚地问自己，喜欢什么，希望做到什么，进而培养自己独特的竞争力。在工作问题上，一定要清楚兴趣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不问清楚，往往就会苟且和浪费时间，一家银行的董事长反复向我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问清楚这些，而不是简单随波逐流，才可能找到自己的能力最能发挥的领域。第三，首先要创造财富，其次要享受财富，最后要智慧地运用财富。这是一个银行的薪酬很高的高管向我强调的。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你如果要想取得十万、二十万的工资，你就需要为社会、为你所服务的企业创造比这更多的财富。因此，职业选择时，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期望，就要考虑你能为社会创造什么，并以此为基础，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创造价值的平台，仅仅是依赖什么关系去生存，内心容易产生不自信和卑微的心态，请记住一句话，让一个人双腿残废的最好办法，是给他一副拐杖；习惯了依赖和被施舍，自己首先就在精神上残废了。同时，另还需要学会享受财富。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在对别人提出要求之前，可以先问问自己，他欠我的吗？既然没有人欠我们，那么，我们凭什么对别人提出那么多苛刻的要求而漠视那么多对我们额外施加的关爱？因此，一个健康的心态，是时刻要有感恩的心态，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们，我们生活在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受到国家的栽培、老师的培育、父母的关爱、同学的支持，所以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回馈社会。 3处理好职业设计和规划中的连续性和跳跃性的关系连续性指在前一阶段的发展要为下一步的转换形成一个资历积累，而不是完全的隔断，我看到有很多学生是很优秀的，但是跳跃性太大，形成不了资历和经验上的原始积累。就我自己而言，虽然工作换了很多次，但都保持着一定的职业连续性，银行、证券、基金的实体部门工作经验可以使我避免理论上的空谈。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如果现在的机会对你的阅历增长有帮助，即使跨度比较大，也需要在特定阶段敢于豁出去，这一点与上一点似乎矛盾但是实际上并不矛盾，当然具体的选择上还需要智慧和审时度势。现在的一些学生，我的判断，过多强调连续性，不敢冒险和尝试，过分谨慎，畏首畏尾，敢闯敢拼的勇气不够，以至失去了更好的机会。在职业的连续中积累足够的阅历和经验，才能有质的跳跃，在工作中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在银行业，一个人如果能够在银行存款、贷款、国内、国际业务、风险管理等各个岗位都做过，那他可能在特定的阶段暂时会慢一点，但是发展的空间一定更大。 4要有均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爱好即使大家做了充分的准备，运气也足够好，在人的一生中真正做大事的时间，大概也不过五六年，开个玩笑的话，最多也就八年，总书记也就是两届，其他的时间都是积累的过程，生活中要有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状态，至少要有一个爱好甚至是嗜好，有一句话说，不要与没有一点爱好和嗜好的人交朋友，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无趣了。要做一个快乐的人，过快乐的生活。从我以前的接触看，一些华中科大的学生，优点是朴实，缺点就是过于朴实，乏味了一点。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名字叫做鹏程计划，希望大家从我们这个美丽的校园出发，鹏程万里。上面拉拉杂杂说了这些，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经验，而是作为一种教训和体会的总结和心得，与大家做一个带有典型的华中科大色彩的朴实的交流，希望对大家的发展有一点参考价值，也希望大家将来作出成绩之后，回来回报这个培养了我们的母校。 谢谢大家！ 互动提问 ：1.
您对目前的这种教育模式，特别是经济学教育有什么建议?巴曙松：经济学是经世济用的一个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导向和政策导向。因此，经济学教育不应脱离实际。我建议：首先，各个学科，特别是经济金融学，应该多强调与国际国内的现实状况接轨，大家完全有条件直接学习全球范围内各个领域一流的学者的思想与著作，许多大家，其讲义都是上网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到接近他们的条件；其次，在工作方面，培养学生迅速上手的能力。2.
假如您是人力资源的主管，您更看重学历，还是能力?巴曙松：最为保险的回答是都看重。但就具体行业来看，则有所不同。如果是研究机构，那么更加看重学历以及研究的成果；而对于实际性工作，那么能力或是经历更为重要。因此在职业选择中，更应该考虑的是匹配，即自己的能力与岗位的匹配，早点做好自己的准备。3、金融危机对当前的就业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巴曙松：经济波动如同人生，总是充满波浪，起起落落，找工作当然也是如此。目前很多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大都采取“就地卧倒”策略,以保存实力，等到经济扩张期，再重新发展扩大。对找工作的学生来讲，就是要调整预期，选择影响较小的内需部门以及具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行业，先立足于生存和积累自己的资历，可以暂时把远大的目标先放一放。首先是立足生存，然后在寻找发展机会。一个有趣的例子，冬天开业的冷饮店可以发展下去，那么在炎炎夏日里生意一定会很火爆。我们要在冬天里进行磨砺，积累阅历经验，为以后发展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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